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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发展注定在20世纪西藏的文化,包括独特的藏医系统,将走向现代化。它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宗教成分,作为藏医学的方法学的佛教,使藏医学走向整体观点。在本世纪藏医学流行的地区和世界各地,近十年来,我们看到学术界、公众及政府对藏医成就的兴趣与日俱增。目前,藏医学和与他有关的研究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面临决定性的抉择时刻。
我们认为,目前在藏医学和相关研究已经出现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医学界的实用主义的研究,另一个则是属于人文主义和文化学的研究。
在实用主义的研究方面的特点是与西医/对症疗法相综合,割断了它与宗教-哲学和星算学的联系,主要致力于选择和寻找高度有效的治疗和医疗方法,主要使用植物药。这种机械而片段的方法在那些社会生活处在思想压力之下的国度里特别典型。因此,甚至在资料文献的研究中,在出版藏医学的主要译著时,历史方面的译者和编者把一些宗教方面的内容予以删节了,是学者们很不感兴趣。而在对常见病的治疗方面,应用单方或复方在奥地利、丹麦、德国、印度、以色列、波兰、俄国、瑞士和美国,都进行了成功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在拉萨和国外的年青一代的藏医中被认为对藏医的发展很有前途。这种方法可能导致对藏医的阉割,并最后引向一种草药学或仅仅是一种处方医学而已。有些作者已经提出警告,即关于藏医药在迅速增长的营养品工业中变成一种商品的危害性。
第二种研究方法是指人文学科、文化学的研究,包括民族学、心理学等方面,以及藏医疗法的宗教的主题、哲学和实践价值,药物学和生药学等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令人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旅居国外老一辈的藏医的著作,以及关于身心医学、心理分析、精神病和药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保护经典藏医学与精神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优先考虑,在今天看来是很成问题的。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我们有着藏医传统中断了的可悲的经历。尽管国家做出很大的努力,佛寺、学术机构和一些个人,在过去为保留和继承这种医学传统的30年中,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布里亚特本地学校关于藏医学的许多层面的知识是一去不复返,无可挽回的。即便是有国家优惠的支持,以及我们研究室热情的工作,也是如此。在那里的研究工作正从多方面进行着,包括文献研究,植物药剂学研究,化学生药学研究,药物学研究以及毒理学研究。
我们相信,应当认为藏医学是文明遗产的一种现象,予以保存,不应割裂它,也不应把那些我们在当前仍无法理解的片段和各个层面的知识加以割断或简单化,这是很重要的。继续发展藏医的问题不仅对藏学学者和医生们是令人激动的,对于世界各个社团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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